三星堆遗址当年“一醒惊天下”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文物的奇特造型和“神秘色彩”引人遐想，给了大众许多好奇与想象的空间。但对于考古界专家们来说，他们所关注的则只有不断深入地分析、解读，努力持续接近那个最有可能性的历史真相。

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，在担任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期间，主持挖掘了著名的洹北商城(商王朝中期都邑)，对于商代文物和历史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。而古蜀文明一直深受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其中尤以商王朝给古蜀文明带来的影响最为强烈。

结合自己对商文化的了解，通过仔细观察三星堆祭祀遗存坑内文物的器类与器形，唐际根认为：这批神秘的大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相关，并明确分辨了出土遗物中的受祭者、祭祀者，以及相关的祭器和祭法。

在他近期发布于《美成在久》刊物上的《“祭祀坑”还是“灭国坑”：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》一文中，唐际根将他的“解密”过程一一道来。以下是唐际根授权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发布的该文节选。(K1意为1号坑，以此类推，文内皆然。)同时，“三星堆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”也在其中首次公开。

在甲骨卜辞记录中，3000年前商王朝人的祭祀活动是在庄严、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。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包含受祭者、祭祀者、祭器、祭法四个部分。

1986年发掘的K1和K2以及此次发掘的K3至K8，是否包含上述四个部分？笔者以K2为例，从受祭者、祭祀者、祭器、祭法四个方面来讨论这批埋藏坑内的器物与相关现象。为表述方便，文中直接用器物名称代表受祭者、祭祀者等。

受祭者、祭祀者、祭器与祭法

大面具代表受祭者

三星堆诸坑中，常见的出土物包括瓦形面具、立人像、半身像、跪姿人像、人首鸟身像、片形面具、青铜尊、青铜罍、青铜瓿、青铜树、玉璋、玉凿、象牙、海贝、虎牙等。这些器物被刻意做成不同形状，如果都与祭祀有关，不同形状的器物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或功能，那么，其间会不会有受祭者的形象呢？

若以器物特征观察，最有可能代表受祭者的器物应是瓦形面具。瓦形面具有两种：一种是所谓纵目瓦形面具(发掘报告中称之为“兽面具”，本文简称“纵目面具”，下同)，一种是鼓目瓦形面具(简称“鼓目面具”，下同)。

先说纵目面具。何以说纵目面具最具备“受祭者”特征？有如下理由：

第一，体量巨大。三件纵目面具的宽度均在77厘米以上，实际体量和视觉感受远大于其它面具；

第二，悬挂于高处。三件纵目面具的背面均呈瓦形，额侧与下颌两侧均有对穿方孔。这些特征表明此种面具使用(供奉)时一定是被悬挂在高处；

第三，耳、目、嘴刻意表现出某种超能力。三件纵目面具皆具有双目前凸、双耳外展(或可称为“广耳”)的特征。此外，纵目面具的嘴角也夸张地延伸至耳部。当年的设计者和铸造者，似乎在刻意表现此种面具“看得远、听得广”的超乎常人的特征；

第四，额头有流云状额饰。额饰高高竖起，作两端卷曲的流云状。不排除其表现的是驾驭流云之能，至少也是一种特有的装饰。

将此种精心铸造的体量巨大、使用时被高高悬挂、表现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面具当成受祭者，至少是合乎逻辑的。否则它不必悬挂在高处，更无必要铸造得如此之大。

《蜀王本纪》记载：“蜀王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。”尽管从学术规范上说，我们应该独立地使用考古材料来讨论问题，但考古发掘的纵目面具与文献记载在“纵目”之特征上高度契合，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其与古蜀人心目中的蜀王相关联。

纵目面具似乎并非仅有的受祭者，其它瓦形鼓目面具很可能也是被祭祀的对象，理由是多数鼓目面具体量较大，且其瓦形造型及额、颌部常见的穿孔表明，它们使用时同样要悬挂在高处。部分鼓目面具的额头前方还开有方孔，可能原本也用于安插类似流云纹的额饰。可见它们代表的也是受祭者。

纵目面具之所以表现得体量格外巨大，或因为其代表着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丛，其他受祭者可能代表蚕丛之后的其他蜀王。

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，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，常常也祭祀列祖，学者们称之为“合祭”。甲骨文中的“十示”“廿示”，所指的便是受祭的“十位祖先”或“二十位祖先”。若甲骨文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类比价值，三星堆K2中的另外20件鼓目面具，或即受祭的蜀王列祖的形象。

主祭者与从祭者

倘若纵目面具和鼓目面具是受祭者，那什么器物代表了祭祀者呢？

祭祀是一种行为，从常理说，祭祀需要通过某种动作来完成。如果铸造的器物表现为祭祀者，便有可能只保持了某种特定的身姿或手势的人像。先前的研究者压倒性地将立人像解释为祭司，其主要依据便在于此。

K2出土立人像两件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立人像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大立人像表现的可能是祭祀者：

第一，人形刻画。立人像通高约261厘米，其中人像免冠高163厘米，身高及五官与常人无异，并无纵目面具的那种超乎寻常之处；耳部还留有耳洞，正是三星堆诸多人物形象的常见习俗特征。

第二，衣着端庄，戴天目冠。立人像衣着华丽，服饰三重，外套上绣有龙纹与卷云纹；头部戴筒形冠，冠上有四目顶饰，有学者称之为“天目冠”；后脑部可见两个斜开穿孔，可能用来安插发笄；虽然跣足，但脚踝戴镯。

第三，神情肃穆。立人像正视前方，面相庄严，表情肃穆。

第四，立于高台之上。立人像双足立于高台之上，高台分三截，最下一截为基座，高约35厘米；中部一截作“象脸之形”，高约35厘米；上部为基台面，高不足9厘米。三者相加，高台整体高度约80厘米。

第五，双手作持握物品状。立人像最引人注目之处，在于他双手上抬，握物于胸前。研究者多认为其所握之物应是象牙。

在祭祀场合，此种立于高台之上，头戴神冠，衣着华丽，神情肃穆，手握珍贵象牙，做着庄严动作的真人大小的形象，的确最有资格被解释为祭祀者。此件立人像加上台基，总高度达到约261厘米，是K2出土的全部人物形象中最高大者，很可能是主祭之人。

K2内除大立人像外，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像，如青铜顶尊人像、青铜执璋人像、青铜跪姿抚腹人像，以及见于所谓“神坛”上的一众执物人像，应均为从祭者。比如跪姿顶尊人像、青铜执璋人像、跪姿抚腹人像等，其共同特点是穿戴整齐、表情肃穆、姿势相同。若多人成列或成排，则动作高度统一。考虑到其穿着不如大立人像华丽，器物体量也远小于大立人像，似乎更像是从祭者。

人面鸟为“使者”

然而可能性不等同于结论。要将可能性演绎为结论，还需将受祭者和祭祀者(包括主祭者和从祭者)关联起来。幸运的是，K2的出土器物中确有能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者，这便是青铜树。

1986年出土的这株青铜神树由底座、树身两部分组成，树成长于山顶，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。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：当年的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并非普通树木。它向天生长，直达天穹。

有了这棵“通天之树”，我们终于找出了穿戴整齐、站于高台之上的祭祀者与高处悬挂、体量巨大并具有超常能力(或神力)的受祭者之间相互联结的媒介，从而也巩固了瓦形面具应作为受祭者、立人像等应作为祭祀者来进行解读的观点。

其中的关键线索就在于站在神树上的人面鸟，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：有纵目广耳特征的人面鸟，鸟足踏在树干顶部的花果之上。因此不排除人面鸟是高悬在上的纵目面具的化身或使者的可能--青铜树制作者如此设计，是否在表达人面鸟栖落树顶端的花果之上正俯瞰人间，甚至享用人间供品呢？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关联的缺环，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。因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、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。

祭器与祭法

倘若位于三星堆古城中轴线南段的八个坑代表祭祀区，那么它承担着国家祭祀的历史记忆。既然是国家祭祀，则必然隆重，必然有精心准备的祭器和实施祭祀的祭法。相比于确认受祭者、祭祀者的身份，找出K2中的祭品其实不难。

找出祭器的方法，是站在古人的立场去发现器物的珍贵之处，同时从考古现象中观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。

K2的出土器物中，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，包括象牙、海贝、铜尊、铜罍、铜瓿、玉璋、玉凿、玉璧、虎牙。象牙和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极难驾驭的猛兽，显然是珍贵之物。

以四川的位置，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，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的物品，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受原料来源、生产组织、铸造技术的限制，铜尊、铜罍、铜瓿及玉璋、玉凿、玉璧的珍贵程度亦无需赘言。

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，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器的条件。然而，论述它们是祭器仅凭其珍稀性还不够，更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。

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、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。跪姿顶尊人像表现的是铜尊被跪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，顶在头部。跪姿执璋人像表现的是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持奉于前方。

被发掘者命名为“神坛”的器体外部，表现了神情肃穆的多排跪人和立人操统一手势举持物品。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中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。神坛似乎还表现出祭祀者的站位方式。

K1和K2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在《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》一书中，发布了一批展现发掘器物出土状况的照片。这批照片记录了上述珍稀物品在K1、K2中的出土状态。

照片显示，玉璋、玉凿、海贝埋入前大多装在铜尊或铜罍中，而铜尊、铜罍被埋藏前大都被砸碎，象牙入坑之前或同时曾被烧燎。这些现象应该也是祭法的一部分。

人头像又是什么？

K2出土的器物中，有一批被发掘者称为“人头像”的器物，共44件。其中4件戴金面罩，另外40件无金面罩。

在铸造者的意念中，这批人头像几乎不可能与祭祀无关，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与祭祀相关的特征。至少从表面看，它们不是祭祀者，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当成受祭者。

在祭祀场景中，这批人头像充当什么角色呢？有研究者根据它们发式的区别，将这些人头像解释成不同民族。然而从装束的角度观察，多数人头像的发式相同或相近。若不同发式代表不同民族，则必会推导出多数人是同一民族的结论。

参考商王朝的社会结构，我们推测这些人头像可能代表民族，但更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。其中发式相同或相近的36件平顶编发人头像，很可能是来自同一民族但不同部族的代表。

商王朝卜辞中，常见“族”“子族”“多子族”的记录。其中的“族”更多代表部族而非种族。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结构正是以部族为单位，属于同种族的部族皆有自己的族尹或族长。

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规模极高，属于国家祭祀，有众多部族的首领参加应可理解。因而将K2出土的人头像解释成各部族的首领合乎情理。

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：如前所述，八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，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。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，突出了蚕丛、柏灌、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。那么，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？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