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开局一张图都没有，正文全靠编，也太坏了吧。那些造谣传谣的，是不是欠他一个道歉呢？”网传“某高校教授携妻子闺蜜去三亚旅游确诊新冠肺炎”的消息被辟谣后，有网友在留言中写道。

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连续几天通过搜索引擎和微博检索“辟谣”二字发现，每天通过官方或涉事当事人发布的辟谣信息少则几条、十几条，多则几十条。

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，各类网络谣言满天飞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，影响人们正常生活，以至于如今许多网络平台都专门开设了辟谣账号。例如，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，有名为“抖音辟谣”的抖音官方账号；在新浪微博上，有官方账号“微博辟谣”；在微信上，有“辟谣助手”公众号和小程序。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谣言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，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。受众未被明确或暗示虚构的前提下，被捏造及传播的与事实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论即是谣言。

为何总会有各种谣言产生？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石慧敏认为，谣言是舆论的畸变，许多谣言暗合了社会心理。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传播，更是社会心理的一种折射，因此层出不穷。

某网络平台发布辟谣信息的工作人员邹丽告诉记者，谣言本质属于信息，在未被定性前只是一种信息，所以每天谣言的数量往往难以统计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谣言的数量远比辟谣的数量多得多。

“为何造谣容易辟谣难，主要就是因为逆火效应。”邹丽说，所谓逆火效应，是指一个错误的信息被更正后，如果更正的信息与人原本的看法相违背，有时反而会加深人们对错误信息的信任。“因此，在辟谣时往往要准备充足的证据，以证明该谣言为假。有时只有这些还不足以令人信服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打破民众原本的认知，所以需要权威机构站出来发布相关辟谣信息。”邹丽说。

谣言止于智者，兴于愚者，起于谋者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告诉记者，谣言=事件的重要性×事件的模糊性÷公众批判能力。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，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，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。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，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。如果公众有足够强的判断力，那么谣言也会不攻自破。

在郑宁看来，大量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有二：一是信息公开不及时，信息不对称，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；二是一些网络用户和平台为了追求流量，蹭热度，编造谣言，形成了一个网络谣言的产业链。如在食品安全谣言的产业链里，上游“推手”负责制造出一条条谣言，下游大批微信营销公司开始接单，利用微信营销号大肆传播。

“每次出现热点事件，网上都会谣言四起，而网民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内容，并主动去传播这些内容，还有一部分人为了流量而传播谣言。”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同样认为，权威发布对减少谣言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。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时，需要第一时间权威发布。此种情况下，越早发布谣言越少，但并不是有权威信息源及时回应，就不会产生谣言。

朱巍说，尤其是在一些个体事件、突发事件发生之后，权威机构、权威媒体需要经过调查才可以发布结论，但谣言却可以快速传播。因此，一方面要强调权威发布的及时性，另一方面对于蹭热点、博流量的网红必须采取严格的执法手段。

每当有谣言出现，相关部门都会对造谣者严厉打击，那为何谣言还是层出不穷、屡禁不止？对此，郑宁认为，主要是造谣成本比收益低，导致一些人怀有侥幸心理，不惜铤而走险。

在石慧敏看来，作为未经证实的信息，本质上而言，谣言只能消解，不可能完全消除。只要有人类信息传播，就会有形形色色的谣言。政府和媒体对谣言的态度，应该是完善舆情预警机制，占领第一解释权的高地。通过及时、准确、可信的信息传播，根除谣言传播的“生存空间”，避免或降低其负面影响。

“由于法不责众，目前我们对谣言的处理不够严厉，因此谣言屡禁不止。如果谣言传播链条上的每个人，都需要根据其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承担相应责任，那谣言传播自然会减少。”朱巍建议，对于性质恶劣的谣言，依法加大处罚力度，让造谣者承担刑事责任。同时，转发者也应承担责任，并降低其信用等级。

在郑宁看来，解决谣言问题需要多管齐下。法律不能完全解决谣言，只能起到一定的事前防范和事后惩戒作用，因此要挖掘谣言产生的社会深层次原因。对公众加强教育，增强其分辨信息的能力，对公众关切的问题及时回应和辟谣，再加上法律的制裁，才能让谣言失去生存的土壤。

郑宁说，立法层面对应该进行法律惩戒的谣言进行更精准的界定，避免把那些未经官方证实的传言都列入谣言，从而误伤到公民的言论自由。同时，提高故意编造、传播谣言的违法成本；执法层面统一谣言的执法标准，合法行使裁量权，同时通过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进行取证，加大执法力度；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，及时进行辟谣，发布准确信息。

石慧敏建议从公众、媒体和政府三个方面共同努力：公众提高理性思维能力，不信谣、不传谣；媒体密切关注舆情，及时提供有效信息，完善信息沟通渠道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；政府加强惩处力度，并切实解决民生问题，使社会心理和谐健康发展。